“社会工作：社区建设的新动力”——《社会工作》2008年第5期
社区是社会中的一个“微生态系统”，社区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基础。而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传统的社会服务和管理方式也难以满足当前人们的需求。因此，更专业的、更人性化的服务必然成为今后的社区发展的趋势。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角度出发，改变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的学科和专业方法，既能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也能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质量。本文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困境、社区工作者的角色转变、社区中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社会工作融入社区建设的思考和探讨以及上海等地的社区建设中社工发展的经验借鉴等方面展开讨论，为社会工作理念不断融入城市社区，创新为民服务模式，实现社会社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社区建设与社工介入◇余 冰 当前，专业社会工作在介入我国的社区建设实践时遭遇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制度方面、理念方面和具体运作方面等。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国家主导推行的社区建设（community building）虽然在词汇用语上与世界范围的“社区发展”接了轨，但其实际运作中的理念和操作却仍然带有强烈的中国印记。比如尽管其有“强化社区功能”、“加强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加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的基本诉求，并强调要“坚持政府指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但到目前为止，其指向仍主要集中于“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具体表现为对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机构、职能、管辖范围等的改革和改造。研究者指出，这些均表明“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专门行政管理职能”。 也正是由于社区建设的这一官方色彩和行政性特征，当前街居的改革实质上困难重重，不少研究者都观察到这一过程中愈来愈浓郁的行政化倾向，“三多三少”(如有的研究者归纳为考核、检查多，材料、会议多，指派任务多；而自己支配的时间少、走街串户少、为民服务少。有的认为是社区居委会承担的任务多，接受的评比、检查、考核多，社区居民的需求多；以及掌握的资源少、可支配的经费少、工作得到实质性的承认和尊重少)的实践困境，以及社区居委会法律地位与实际身份、正式结构和实际运行的分离现象。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概念术语对此有不同的命名，如“居委会的行政化”、居委会组织变革的“内卷化”、“制度的形同质异”等。并纷纷指出应当尽快给居委会“减负”，还居委会以自治性，具体方法包括修订法律相关条款、厘清政府与社区的职责、理顺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的关系等；也有从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基本架构着眼，提出街区自治体制的建设等。但总的来说，“制度变迁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在整个城市管理体制没有相应的变革的情况下，要使单项的制度创新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相当困难的。” ………… （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在读博士） 用专业社会工作武装社区工作者刘斌志 十多年来，我国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要有效应对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带来得社会冲击，还必须进一步创新与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就是社区工作最坚实的后盾，响应党中央“建设一支庞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精神，我们首先就必须用专业社会工作武装社区工作者，打造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当然，传统的社区工作者并不一定就不好，但是专业社区工作者有更为专业的技巧和方法、更大的使命感和职业技能。一人服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使用专业方法促进社区共同参与的时代。因此，对于传统的非专业社区工作者，我们可以辨证地分析他们的优势与不足（见下表），通过置换、培训、提升等多种方式，用专业社会工作武装他们，使他们能够触发社区参与，让社区成为一个可以终身学习成长的场域。 用专业社会工作武装社区社会工作者，就包括了社会工作价值观、理念、方法以及工作技巧的转变。从专业社会工作强调参与式民主的角度，笔者主要讨论如何从专业社会工作的角色武装社区社会工作者： 首先，专业社区工作者是基层的政治代理人，不是社区“头人”或者“官员”。专业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居民和政府之间最直接的沟通桥梁，除了宣传贯彻政府的政策指令、福利服务等行政事务之外，作为本社区的政治代理人，应能向政府或职能部门表达社区居民的意见与立场，使之成为政府政策形成的依据和参考。尤其是对于即将在自己社区内进行的建设或推动的政策，专业社区工作者应预先告知社区居民、征询意见后，反馈给政府，作为政府政策推动、执行的主要参考，而不应该以社区领袖自居，“一人治社区”，以个人的意见代表社区全体的意见。 …………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副主任、讲师，社会工作硕士)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扎根的沃土◇朱希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和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也将进一步加速，传统的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将逐步由社会来承接，人民群众需求意向的表达，将会在社区得到进一步凸显。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因此，对于社会服务（物质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的需求也将呈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逐步向追求精神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变。因此，多元化、多层次社会服务的提供和以社区为诉求平台的居民需求的满足，将成为今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量的扎根社区、面向家庭、服务居民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将会不断涌现，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多领域、全覆盖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形成以人性化服务、柔性化管理、社会化运作为特色的社会工作服务方法，是今后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 而要培育和发展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必须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法制创新之路，因此需要党委、政府、社会、社区、家庭和居民的多方参与、积极互动，为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发展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保障。这些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建立和完善社区社会工作的管理体制，为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一是要建立社区社会工作的领导协调机构。建立党委负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发育发展的领导协调机制，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推进合力。二是设立社区社会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在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设立社会工作行政管理部门（或社会工作的专职行政管理人员），对社区内社会工作发展行使宏观规划、管理协调、指导监督等职能。三是培育社会工作的专业组织。成立社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加强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规范社会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维护服务对象的权益。 （二）在社会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中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创新社区社会工作的运行机制。一是要改革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在街道（乡镇）一级政府开展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试点工作，在现有的财政预算项目中增设购买社会服务的科目，并通过项目化的运作，来购买社会服务，催生民间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二是培育民间社会服务组织。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项目转让等措施，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社会服务组织，以社区为服务的辐射范围，为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提供高质量、专业化、人性化的社会服务，真正在社区内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三是建立社会服务评估机制。通过购买服务的运作机制和项目化的运作方式，培育独立于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之外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民间组织的服务结果和效率。四是强化社工服务督导机制。聘请包括港澳台等地区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社会工作专家，对社区社会工作者进行督导，强化社会工作理念，提升实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 “社区融入”在社会工作中的思考与探索◇蔡 琴 一查尔斯·扎斯特罗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把人类成长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人的生存系统）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影响模式清楚地说明了社会工作者必须认识到人类生存环境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善于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角度出发去寻找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深层原因，从改变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入手，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重心向社区转移。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组织架构为例，每个街道都设有社工点，社工除了接受区社工站的统一领导外，还接受社区（街道）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这样就从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行政管理的角度上确定了社区作为社工服务社区青少年的立足点和各项工作的切入点，同时也为社工融入社区提供了有利条件 社区青少年作为社工服务的直接对象，所面临的问题大多实际且复杂。而社区又是青少年生活、活动的基本场所，这就要求社工必须具有在社区内协调各方资源的能力。有效的社区融入有助于社工了解社区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和社会价值的形成规律，促使他们和社区青少年之间更好地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更容易获得社区青少年的认同。因此，社区融入势在必行。 三融入社区不是一个简单的口令，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社工不但要认识社区的环境和发现可以利用的资源，还要具备认同这个社区和获取认同的双重能力，要同时做到这两点，是十分不易的。 从与社区关系和代际差别的视角看，目前社工融入社区的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总体上都面临社区融入难的问题。这是由我国现行的制度、社会环境和个体本身的因素综合造成的。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上海市黄浦区社工在工作中不断地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实践，已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 1、认识社区，意识先行 认识社区除了要了解社区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域和人口状况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社区资源，包括社区内的公共设施、教育机构、医疗单位等等。此外，认识社区还包括了解社区需求，有便于社区有需要时，进行积极的整合。 ………… (作者系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黄浦区工作站) 上海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工作介入◇唐 斌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往往习惯于在事发末端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社会稳定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建立长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在具体操作上，也总是由政府执法部门冲在第一线，用行政化的方法和手段来管理社会，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实践表明，这种“重打轻防”、“政府包揽”的治理方式虽能产生一定的短期效应，但往往治标不治本，不仅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反而容易造成问题的积压与反弹，还会增加政府管理成本和政府直接干预社会或社区的风险。 另外，随着单位制功能的逐渐萎缩、城市动迁力度的不断加大、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人们就业和生存状态的日趋多样化、社区治理结构的更加复杂，“户籍”与社会成员实际居住状况之间相互脱节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以及大量人员的体制外就业与生活，这些都使得传统的街居管理和户籍控制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如何引入和强化社会治理的理念，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以加强对社区内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失学、失业、失管”青少年等“高危人群”的服务与管理工作，通过教育、感化和挽救，努力减少犯罪人口和犯罪现象的出现，从源头上预防犯罪，避免重蹈西方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和犯罪同步高发的覆辙，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提到了新时期上海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 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协助个人、家庭、团体或社会调适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并改进其生活或促进其福利的专门职业，其在缓解社会矛盾、帮助弱势群体、增进社会和谐与人本关怀等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并且它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上海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孕育阶段：学者的游说与政府的制度创新（2002年7月～2003年7月） 长期以来，为了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上海社会工作的教育者与研究者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等关键或瓶颈问题的解决仍然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在实践中无法得到落实。因此，上海社会工作的教育者与研究者们意识到要想在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首先争取政府决策者的支持，在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方面发挥影响力。基于这种认识，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积极“游说”上海市政法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向他们阐明社会工作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并推荐和介绍他们到香港等社会工作运作较为成熟与完善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与和学习。学者们的说服力和香港生动实践的感召力，终于促使上海市政法委的主要领导认识到社会工作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城市社区治理、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因此他们提出了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来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设想与建议，并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正式启动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社会工作融入城市社区建设的制度创新与实践过程。 二、采“点”阶段：先行探索与经验总结（2003年8月～2004年8月） 按照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总体部署，上海市首选徐汇、浦东、卢湾、闸北4个区先行试点，以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市其它地区推广。之所以首选这4个区先行试点，主要是由于它们各有代表性，例如浦东地域广阔，且兼有城乡两块；而闸北则属于老城区，外来人口较多等等。2003年8月25日至31日，上海在浦东、卢湾、闸北和徐汇4个试点区招聘从事禁毒、社区矫正和青少年事务的社会工作者，包括政法系统转岗报名人员在内，报名应聘人数为2182人，有2107人参加了笔试，上线人数为551人。经过笔试、面试、体检，395人进入岗前培训，其中经由公安、监狱等政法部门选聘而来的干部共有260人，并且大部分是富有工作经验的正科级以上的干部。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岗前集中培训，首批389名社工于2003年11月入驻社区，正式上岗。2003年12月，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三家社会工作机构成立，并于2004年2月18日举行了正式揭牌仪式。在试点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依托街道和居委会，通过各种形式向社区居民进行广泛的宣传，取得了大多数居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形成了有利于开展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 …………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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