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单向关系研究——兼与香港和台湾比较
西方与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单向关系研究——兼与香港和台湾比较周利敏 摘 要: 对中国内地与西方社会工作教育关系的研究, 学界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视角,即全盘西化、西为中用、本土化和全球化等。然而, 这些视角都不能完全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而扩散论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的可能。西方社会工作教育思潮的扩散促进了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早期社会工作教育的快速发展。现阶段还依赖 西方典范扩散 的话, 不但不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反而会产生抑制效应。海峡两岸三地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只是对扩散的西方典范模仿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对模仿的典范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问题。海峡两岸三地面临的最大机遇就是在扩散压力之下, 下决心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变, 即采取全球地域化模式, 为未来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十一五 规划教育学2007 年度重点课题 趋向与趋异: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模式比较研究 ( CIA07020) 。 作者简介: 周利敏(1977-) , 男, 湖南衡阳人, 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文化社会学。
一、缘起: 社会工作教育研究范式的新趋向
如同许多亚、非、拉国家一样, 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 简称: 社工教育) 是 舶来品 , 自恢复和发展以来, 一直处于被西方发展出来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扩散过程之中[ 1], 呈现出显著的扩散性特点。然而, 关于西方与中国内地社工教育之间的扩散性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全盘西化、西为中用、本土化和全球化等视角。这些视角都有其内在局限性, 难以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扩散论则提供了另一种新的范式的可能, 这种范式对于第三世界社工专业教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13。
在西方有关扩散论的研究中, 学者平良( Taira) 、基尔比( Kilby)[ 3]和保罗( Paul)[ 4]等较早运用扩散论视角来讨论美国社工专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科利尔( Collier) 和梅斯克( Messick) 从相关的文献中发现, 1898 年意大利的劳工与疾病年金保险制度, 就是法国与比利时的综合版, 澳大利亚的第一套社会保险制度就是取法于德国[ 5] 129 -9 1315。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基利( Midgley)[ 6]和麦弗逊( MacPher-son)[ 7]等学者也以扩散论范式探讨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历程。在台湾, 黄彦宜认为台湾社工教育的发展是美国强势扩散的结果[ 8], 林万亿也将扩散理论应用于台湾社工专业教育发展脉络的研究中[ 9], 许展耀甚至认为台湾社工教科书中就连专有名词和术语都是中规中矩照搬过来的[ 10]。郑怡世也认为, 西方社工教育方法通过日本扩散到台湾[ 11] 26。王卓圣通过对香港社会工作发展历程的研究指出, 香港社工教育基本上是受英、美、加拿大等国家的影响, 是扩散模型最传神的写照[ 2] 106。
这些研究虽然探讨了第三世界社工教育被西方世界强势扩散的历程, 但并没有深入探讨是什么因素促进被扩散国家社工教育的存在和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扩散性表现具有哪些异同等问题。检阅中国内地文献, 还未见专文从扩散论视角来比较海峡两岸三地社工教育发展模式的异同。本文将以扩散论为切入点, 检视西方社工思潮如何影响中国内地社工教育的发展, 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在扩散性方面有哪些异同, 如何批判性反思扩散性现象?
二、中国内地社工教育实践中的扩散性现象
扩散论主要是指来自外部因素的示范效果会对该国社会政策造成形塑作用, 研究的焦点从以往注重社会内部分析, 转移到分析不同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模仿与学习。这种范式最早应用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社会安全制度或体系的趋同现象[ 5] 1299- 1315, 后被用来讨论社工专业发展相对较早、水平较高的美英等西方核心国家对社工专业发展相对较迟、较慢、较 落后 的第三国家的影响。简言之, 扩散论就是指西方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社工教育发展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在模仿或移植这些 先进 国家模式后, 会获得快速地发展[ 11] 25- 147。扩散又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初级扩散模式, 指西方国家社工教育思潮直接扩散到邻近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另一种是次级扩散模式, 指社工教育思潮从方国家中心地带依次向落后的边缘国家或第三世界扩散, 或者说先由最核心的国家传到某一国或某一地区之后, 再由此国或此地区传到第三世界, 即经历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中介转移而来。如果说初级扩散是一种直接扩散, 那么次级扩散则是间接扩散, 是扩散的扩散。就中国内地社工专业教育发展而言, 具有后生快发、拿来即用等特点, 清晰地呈现出扩散性特征。
首先, 中国内地社工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初级扩散特征。在发展早期, 由于社会工作是新生事物, 内地学者都抱着学习态度并认同西方社工教育的专业性与先进性,强调社会工作中西方理念与价值具有一般性[ 11] 119- 120。一些学校或协会派专业教师到社会工作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或培训。如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多次派出教师参加国际社会工作会议, 并派遣内地专业教师赴香港学习访问。一些人士也积极寻找各种渠道留学海外, 回国后任职于大学。由于这类精英位居知识产权中心, 得以专家角色直接将美英等国所建制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教育制度与工作方法引进来。
同时, 这些学者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 经常以社会行政或社会工作专家角色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的咨询与决策, 极力将西方社工教育模式推荐给权力部门, 再加上他们所推介的社会工作并未挑战权威体制的统治权威, 而且还宣称社会工作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 安全网 和 稳定器 功能, 这样容易获得政府的信任与支持。经过学者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广之后, 社工教育由扩散变为现实, 中国内地社工教育体系就是在西方模式的扩散和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被建构起来的。除了通过各种途径走出去学习之外, 一些机构或高校也邀请甚至聘请国外社会工作专家为顾问, 为社工教育发展直接提供咨询和建议。
虽然中国内地社工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上述的初级扩散途径, 但也不能忽视港台地区次级扩散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内地社工教育课程更多地借鉴了港、台经验,所用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大都来自港、台, 而港、台地区的社工教育理念基本框架又来自西方。换句话说, 英美等国的社会工作思潮扩散到港、台地区之后, 又由这两个地区辗转传入中国内地, 使得中国内地社工教育呈现出次级扩散特点: 其一, 港、台社会工作界专家和学者赴内地交流经验。1986年至 1989 年间,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系协助中山大学发展社会工作课程, 并派出老师到中山大学授课。1988 年, 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 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的现况与前瞻研讨会 , 为即将筹办社会工作课程提供咨询及意见。1990 年又派出三位老师到北大为其第一届社会工作系师生讲授 社会工作导论 。香港地区派学者参加历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1990 年与 1993 年, 香港社工机构与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了两次研讨会。1994 年,又与内地共同召开 华人社区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 。1991 年至 1996 年间, 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及诺丁汉大学展开三方交流合作计划, 并逐渐将合作计划扩展至中华女子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及民政管理干部学院。其二, 香港社工学界也邀请内地社工教师和学生到香港访问或进修。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社工系则是直接招收中国内地学生来港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 2] 13。最后, 部分香港基金对内地高校社工教育直接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如香港林护基金会就曾资助过中山大学社工系。香港凯瑟克基金会为中国社工教育协会五年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三、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扩散的三种典型及比较
虽然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的社会工作发展同样源自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战乱时期, 但三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典型, 在面临西方社工思潮扩散效应方面既具有相似性, 又具有差异性, 其相似性方面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 三地在社工教育发展初期基本上都是毫无反省地移植西方社工教育的内容。中国内地社工教育恢复初期, 基本上是全面模仿西方或港、台社工教育模式。香港社工专业在发展早期( 1950 至 1960 年期间) 是在扩散模型效应之层级扩散作用下, 生吞活剥英、美等国模式, 是扩散模型演变过程的传神写照[ 2] 154。台湾在社工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也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而是全面移植美国和日本社工教育的内容, 进而快速地传播和运用西方社工教育理论及技巧。
其次, 三地都属于混合扩散模式, 即既具有初级扩散特征, 又具有次级扩散特征。中国内地自从恢复和重建社工专业以来, 无论是美英等国的初级扩散, 还是港、台地区的次级扩散, 都对中国内地社工教育发展起到了独特作用。台湾社工教育的输入历程也属于典型的混合扩散模式。 二战 前, 西方社工教育先扩散到日本, 然后日本以殖民母国的地位扩散至台湾, 次级扩散效应明显。 二战 后, 台湾在经济和政治上均依赖美国政府, 社工教育也在美国 文化霸权 下被扩散。同时, 台湾社工教育界也通过进修、访学及参加会议等途径, 直接引进美国社工教育模式, 初级扩散效应也日益呈现。香港社工专业教育发展也有类似过程。香港回归之前, 次级扩散明显, 即受港英殖民政府影响深远。香港回归之后, 次级扩散效应减弱, 而初级扩散效应则增强。需要指出的是, 香港和台湾不仅被西方社工教育思潮所扩散, 且又以中介者的角色将西方社工教育思潮向中国内地间接扩散。
最后, 三地被扩散的时间都比较长, 但本土化反思却比较晚。香港受西方社工教育思潮的扩散模型影响最为深远, 被扩散的时间也较长。然而,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出现本土化反思。台湾直到 2000 年前后才出现本土化呼声, 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内地更是最近才出现本土化批判性反思。
三地在扩散内容、扩散模式和扩散时间上虽然具有相似性, 但在扩散背景、扩散特点以及扩散效应本土化主导力量等方面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第一, 扩散的政治背景不同。由于政府权力的嵌入, 中国内地社工教育未能隔离于权力之外而具备完全的社会性, 相反, 却呈现出行政性和半专业化特征。而香港则呈现了社会性特点。由于在英国殖民地非同化政策统治下, 意识形态对社工教育的影响较小,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行政力量的隔离、依自身逻辑运作的硬核。台湾社工教育早期呈现威权性, 后期则逐渐迈向社会性。在国民党统治早期, 台湾名义上实施三民主义, 但本质上却是党国政治, 在政治上被冠以白色恐怖及威权统治的名号。因此, 社会工作在国民党政府五十年主政下则是走传统、保守、残补、片断的选择式福利, 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工教育具有党政化特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台湾社工教育呈现出社会性增强、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逐渐弱化的趋势。
第二, 扩散的主导力量不同。中国内地社工教育基本上是本土学者主导的, 这些学者通过留学海外或参加国际会议等各种途径, 将西方社工教育的理念引进来。而在香港早期, 主导社工教育则是港英政府及其邀请的一批外国专家学者。这些外国专家通过撰写报告、实地调查、任教及在大学和政府担任相关职务等形式, 对社工教育发展产生直接而又重要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香港社工教育的主导力量才逐渐由本土学者取代。台湾虽然被美国社工教育思潮所扩散, 但外籍专家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 主导力量基本上都是本土学者。
第三, 扩散的特点不同。中国内地社工教育呈现欧美传统和港台经验等特点。香港则具有全然覆盖式或英式扩散特点。台湾属于台美混合式或美式扩散特征。在英政府统治期间, 香港社会工作服务和社工教育更贴近西方形式, 这造就了香港社工教育的特色即全然覆盖式。台湾虽然被西方社工教育思潮所扩散, 但由于扩散的主导力量是本土学者, 因此, 台美混合式特征突出。
第四, 扩散效应本土化主导力量及效果不同。从整体上讲, 三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化反思, 但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中国内地社工教育在扩散效应影响下,直到近年才有学者呼吁对西方社工教育进行反思, 本土性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和理论成果都比较缺乏。台湾在西方扩散效应影响下, 本土化思潮兴起也不过十来年时间,但相对香港而言, 本土化成效要显著得多。香港社工教育界虽然也开创出一些适合本地需求的课程, 但一直以来, 香港所用的教科书全是英文, 所教授的社工概念、模式和价值观都源自西方, 极少使用本地( 中文) 教材。目前, 香港社工教育一方面呈现国际化趋势加快, 另一方面本土化步伐却逐渐减慢, 就连香港中文大学都已经增加了使用英语授课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 在香港, 最早谈论社工教育本土化议题竟是在香港推行社工教育的外籍学者。
四、小 结
尽管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在扩散效应的具体表现上有所差异, 但三地所面临的扩散性问题, 与其说是模仿与学习西方模式, 不如说是如何应对西方社工教育思潮强势扩散的问题。林万亿认为, 不应全盘拒绝来自工业国家的扩散, 事实上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拒绝的。我们必须从拿来主义开始, 经历一个典范转移的过程。事实上, 西方思潮的扩散促进了三地社工教育早期的快速发展。然而, 当社工教育发展到今天, 如果还过分依赖扩散, 不但不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反而会产生抑制效应。
扩散论背后存在着一个强假设, 即西方社会所建制出来的主流社会工作知识具有普适性意义, 可以超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 解决各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这其实具有浓厚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 它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独有的社会环境及历史文化脉络,没有和第三世界进行在地化联结, 没有意识到第三世界国家自己才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真正主体。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受职业殖民主义以及文化殖民主义对殖民意识持久化所产生的影响。从这个层面而言, 扩散性在本质上为不对等关系。米基利甚至用专业帝国主义来指称源于北美及欧陆文化传统与意识型态的社会工作专业没有经过任何反省而被扩散至第三世界国家的现象, 从而导致西方宰制第三世界社工教育发展的现实。
社会工作教育固然以共同的社会需求为基础, 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济及文化的差异性, 也使得社会工作教育方法与内涵具有异质性。如美国社工教育注重心理层面训练。欧洲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性, 其社工教育偏向法令与管理程序。第三世界的社工教育更注重经济发展。由于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独特属性, 更加需要注重本土性, 可以通过与西方对比分析来进一步论述。首先, 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和生活逻辑使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迈向本土化成为必然。例如,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 注重面子和感情, 而西方则强调个人主义, 注重权益和契约。西方人对社会问题求助倾向于求外而不求内, 而中国人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形成了特有的问题求助模式, 即求内而不求外。其次, 西方社会工作是在助人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专业实践先于专业教育, 而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是在没有职业化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 专业教育早于专业实践。再次, 西方社工教育模式是经过中国大陆学者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广之后, 才由全球化变为地域性现实。最后, 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具有行政性、半专业化及发展非均衡性等特点, 且是一种人文主义助人模式。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立足于本土的趋势不可逆转。
事实上, 三地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本土性反思来替代西方社工教育强势扩散的事实, 相反, 不过是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模仿与补充, 已经给三地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 三地社工教育使用的教材主要以西方国家教材为蓝本, 这种 中西混合式 或 全面覆盖式 并没有经过深刻反省与转化, 有生吞活剥之嫌。三地学生学习与西方学生用相同的教科书, 被训练应用相同的理论与方法, 试图解决自己社会中的问题, 往往力不从心。其次,一些学者过分注重对西方理论移植, 然而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及处境对社会工作实务的深刻影响, 对本土实务工作方案的发展与评估也往往关注不够, 因此, 难以编撰本土化教材。如果说本土性社会工作指的是那些生长于本土的, 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的话, 那么中国内地实际上并非没有本土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如群众工作、思想工作法、民政工作、街居制工作、传统民间互助系统、亲友互济系统、优先次序助人模式、消极助人模式( 即随大流)等。可是, 中国内地学界并没有在这些本土性社会工作基础上整理与撰写本土化教材, 而是全盘讲授从西方扩散过来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与团体工作等方法。这就使得教师在教授时比较吃力, 学生在学时觉得无味, 可形象称之为 隔靴抓痒 现象。最后, 由于片面仿效, 三地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本土教育体制。尤其是中国内地社工教育目标仍然较为模糊, 课程规划也不明确。这也造成了社工教育在中国内地虽然发展了二十来年, 然而并没有得到与西方社会相似的专业认同与专业地位。
如何摆脱上述过度扩散现象? 一方面, 西方学者首先要放弃、摆脱 中心主义 或者西方经验的普适性习惯性思维。米基利认为, 发达国家学者在社工教育模式上要学习非发达国家的经验, 尤其要重视东亚经验。另一方面, 非西方国家对于重构社工知识框架也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应以批判性思维对社工教育发展重新定位, 使之逐步迈向去中心化、多元性、主体性和在地性, 这已经成为三地社工教育面临的共同议题。由扩散效应引发的 水土不服 问题, 也衍生出两个未来讨论的方向, 即世界政体观和全球地域化观。前者强调在世界政体概念下会产生全球性社工教育的相互模仿与聚合, 但是, 有时候某些国家社工教育的产生只是世界政体环境压力下的仪式性产物,只是该国置身于世界政体中的制度式缓冲器而已。后者则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看待社工教育的共性及其各国文化差异的问题, 如何在全球化扩散与地域化本土性
反思之间找到新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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