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实践就是本土化
罗观翠在当前发展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前提下，各相关部委都争相调研，以了解属下单位对社会工作的需求。在此同时，很多人抱着怀疑态度，提出社工的理论和方法都从外面引进，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洋方法”能否解决“土问题”。五年前我加入中山大学时，这个问题也是我心中的一大顾虑，所以开始时的想法，就是要把社会工作“本土化”，初期无论做课程设计，还是采用教学方法，以至带学生实习，皆小心翼翼，生怕会错误地引导学生。每走一步，都会先想：这在广州行得通吗？五年下来，我感到是愈做愈舒泰，现在已不太多想“本土化”的问题了，且愈来愈觉得社工可以大派用场。这种信心是否建立，主要是源于社工理论的应用是否用得其所。
社工专业的关注点之一，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互动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不协调，甚至是摩擦和冲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可以靠家族或乡亲的关系网络和传统的权力架构去解决。后来走进计划经济体系，每个人的资源都由所属的单位分配，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也是相当有秩序和明确的行为模式，且养成很大的惯性和层层紧扣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当我们走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年代，旧有的行为惯性和价值观就成为发展新一套“人与环境”关系的障碍。对个人来说，改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无论心态、行为、知识都需要重新调整，适应过程顺利且有良好发展的个人，当然高兴；但在互动过程中，也难免令人产生很多焦虑、紧张的情绪以及利益重新分配的矛盾；且旧制度过渡到新的社会秩序，也会触动很多人的神经。专业社工正好在这些切面上发挥积极作用。
在我安排社工学生实习的过程中，所面对的，正是市场经济时代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不论在福利院、戒毒所，还是在农村家庭、中小学校、社区，碰到的都是有关人与旧制度与新问题的磨合问题。例如在小学里，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承载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期望，以及所就读学校面对外评、内评的压力。假若父母离异，或有其他的家庭问题，这些家庭环境的特殊性就会令孩子的成长受到困扰。实习的社工学生，正好通过与老师合作，为有需要的学生安排辅导小组、亲子活动等，以改善孩子的情绪，家长、老师也很满意这种改变。这些例子都证明了社工的方法可以填补一些老师不能兼顾的需要。我的经验是，当社工面对广州学校的环境，他们就是要处理广州孩子的问题，就是要处理所在学校孩子与家长、老师、朋友间的问题。将社工理论用在当前，就是已经将社工手法本土化。
说到本土化，香港社工其实最有体验，因为他们用的主要是外国的教材，但服务的是香港群众，数十年通过理论与实务的整合，已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人社会的服务手法。我的经验是，为了切合服务对象的需要，社工必须不断调较工作手法，以适应服务对象所生活的环境，例如“社区照顾”与“个案管理”等理念，起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这些理论引进香港后受到高度的重视，但应用起来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香港的“社区照顾”模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是很“本土”的样式，因其内容与手法都是按香港的社会现状发展出来的。所以，社工要不断学习新的理论，也要不断求变，不断评估服务环境，才可设计出新的服务模式。因此说，“本土化”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当事的社工是否有足够的训练和经验，去设计有效的服务方案，这才是最需要关注的。
最近参加了好些会议，有与会者认为社工发展有很多流派：有些是理论派，专研究社工理论；有些是务实派，只做而没有理论；有些人士更直指社工没有理论，担心学术水平会降低。会上也听到很多这样那样的本土化问题，很明显都是纯粹从社会学理论来考量社会工作，未经实践的验证。
社会工作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行为科学，注重研究解决个人、家庭、社区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缺乏实务基础，就根本无从研究服务手法是否有效。理论性的探讨，也需要在现实的环境中加以验证，以寻找出理论的可信性和可应用性。没有切身体验过社会工作过程的人士，也可能认为帮助老人、弱势群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无须理论的支持，这是非常偏颇的想法。这些偏见，可能与目前社会工作挂靠在社会学有关，内地社会学偏重宏观理论研究，而社工方法，很多情况下需应用微观心理学理论，这些“另类”的研究方向，不一定为一些理论家所理解，甚至会否定这些跨专业理论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讨论本土化问题时，更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是否认真地让社工从业人员有自主的空间，去尝试和探讨适用于本地社会的方法和理论。我只能一再强调：“只说不干”或“只干而不评估”是永远不能建立精锐和有效的社工队伍的。
换言之，若我们真的想建立本土的社工方法，便要少空谈，多实干。不断实践才是“本土化”唯一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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