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一把钥匙
8 g1 T8 k. @7 \( O: g. N; ^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2-11-17, ~! \# H+ p/ G" _: d" o0 R) A ?
$ m5 L& J% y0 E, ^3 m( n8 q* ], P 2030年的美好社会令人向往，在经历着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憧憬未来，无疑，我们需要找到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建设，而社会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促成一个美好社会的作用，这与各式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转型，及其社会创新能力息息相关。
社会管理
《21世纪》：您怎么看待社会管理？
丁凯：社会管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通常的理解，常常指向于后一种。但实际上，现在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寄希望于通过强化权力实现社会管理基本上不可行。要从社会的“被”管理走向社会的“自我管理”，无法回避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型过程，是社会的自我生长和发育的过程，也是社会从被管理转向自我管理的重建与秩序再造的过程。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有利于寻找到构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合适切入点，并以此推动和实现一些领域内的政社分开、管办分离，让社会组织积极有效地承接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环节上一些职能。
《21世纪》：何谓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如何？
丁凯：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过渡阶段。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指出，“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相对于社会管理来说，社会建设是一个更大的范畴，更长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与政府、市场三足鼎立的主体的社会。这个理论的渊源：一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公民社会，二是匈牙利著名社会学家博兰尼（Karl. Polanyi）的能动社会。
从路径上来说，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优化社会结构、促进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发育等等，都是基本的内容。但实现这些路径不是一蹴而就，我们对此需要有细心的呵护和足够的耐心。
一般来说，社会的生成离不开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而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社会组织越丰富，该社会的生活越能够有序进行，其社会转型的风险也会越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可以看作是社会转型的前置环节，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培育孵化各类社会组织，引导它们发展壮大，从而适应政府对社会管理从主导到引导的转变。
青年人的角色
《21世纪》：众所周知的是，珠三角的流动人口较多。请您谈谈，如何更好地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丁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且迫切的课题。农民工市民化，不是简单地说搬进城里居住，在城里工作就能实现。我们既要制度的创新，也要注重习惯的融合、文化的转变。当前，必须加快推进劳动就业、义务教育、公共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逐步形成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有人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太高。据测算，现在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公共成本约在7.5万-8.5万元之间，短期支出是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远期则是养老保险补贴。这个水平，在我国农民工集中的先发地区，应该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国家财政收入其实也具备了推动并解决这个问题的客观条件。中山的积分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做了积极的探索，值得关注。
《21世纪》：如何能够更好地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幸福感？
丁凯：幸福相当程度上来自于需求的满足和相互的比较。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化，深深地刻上了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影响。他们有希望有快乐，他们也有焦虑有苦闷。就业、住房等都是影响年轻人幸福感的因素。
社会创新以及改革产品的提供，应该为提升年轻人的幸福感做出积极的努力：一是能够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改革，让逐年收窄的社会流动渠道重新畅顺起来。在一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让年轻人，特别是出身底层的年轻人依然坚信通过自己努力有改善命运的希望。二是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比如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等。社会在一种协商机制中缓解各种利益格局，从而避免一些冲突，营造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和谐环境。三是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底线民生，让年轻人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底气，有体面的尊严。
2030蓝图
《21世纪》：2030年的社会里，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丁凯：现在距离2030年还有18年，作为现在的年轻人，18年后的中年人，明天会更好，未来让我们憧憬乐观。
首先，那时，应该在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幸福生活。社会结构方面，底层向上的流动渠道和机制更为畅通，贫寒子弟通过努力依然能看到改善的希望。社会充满活力，老百姓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来。社会的“发展”焦虑逐步散去，整个社会心态开始稳定下来。
其次，那会儿，农民工成为历史。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得到改变，有了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体系，农民工在第二代、第三代实现了市民化。就像海外移民的二三代一样，我们逐步融入城市，融入社区，“农民工”一词不过是“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的天宝旧事而已。
第三，那时候，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我们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我们的收入增长与经济总量的增长能够同步。因为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得到明显遏制。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中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虽然还有差距，但那会儿大家相信。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难处，再过几年，中国“未富先老”的状况越来越甚。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的人口峰值出现的年份大概在2015年至2025年期间，之后将迅速下降。未来20年，我们将面对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迅速老龄化、婚配人口结构失衡等几大变化。这也许是我国正常人口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负向变化。伴随这些情况，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子，找媳妇越来越难。此外，延长退休年龄也会不可避免。
但毫无疑问，年轻人承担着创造者的角色，他们将用自己的智慧，为社会进步贡献积极的力量。年轻人一代接一代成长起来，那会儿，年轻人将用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为我们的中年和晚年营造一个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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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9 0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