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面对面】专访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家沈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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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的5月12日，不知不觉中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五年了。灾难发生初期，一批批的媒体、志愿者，来了，又走了，而有这样一个人，他和他的团队在灾区的工作整整持续了五年。五年的时间，媒体的关注渐渐散去，公众对于灾难的记忆渐渐淡忘，而灾区的人们重新继续被地震击碎的生活要面临许多现实的困难，香港理工大学的沈文伟老师和他的社工们五年来所做的，就是运用专业的方法帮助灾区的人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偶然得知沈老师是在和映秀当地人聊天时，他们在感谢的话语中提及的，那之后我们联系上了沈老师，通过和他的深入交谈，一个原本于我来说比较陌生的领域——社会工作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专业社工在社会中能发挥的作用、沈老师他们在四川所做的事情、五年的专业服务和那再也割舍不掉的感情与牵挂，所有的这些都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分享沈老师的故事。

“摸着石头过河”

沈文伟是新加坡人，原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地震发生时他刚刚接受了香港理工大学的聘任邀请，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参与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2008年6月4日，他以“心理治疗专家”的身份，跟随一个NGO组织来到了四川，从此与那里的灾民建立起了难解之缘。

许戈辉：当时您到了灾区之后，是从哪里入手开展工作的？为什么决定留下来？

沈文伟：我本身从没有经历过什么灾难，也没有针对救灾工作的心理培训的经验，但留下来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事情我可以运用得上，比如说和小朋友一起做一些舞蹈、画画，我去之前也学了怎么样用气球变成一朵花、动物什么的。我在灾区里学了一句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这是我人生里学的很好的功课，一步一步来，我也没有特别想说要不要留下来，反正有事情就去做，包括筹钱、通过我自己专业的一些知识去做一些评估等等。

我们常常在帐篷里面给小朋友组织活动，这样爸爸妈妈就能把孩子放在我们那儿，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评估孩子们的需要是什么。就是在这些大事、小事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对灾区、对灾区的需要有了一些了解，然后我们才觉得说，留下来还是能够做一点事情，特别是针对小朋友、家长、老师，再延伸到他们那一个社区里，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当时我就在评估，评估到有几个群体的小朋友是很需要支持的，截肢的小朋友，留守的儿童，丧亲的儿童，还有住校生。

许戈辉：你初到那里，而且又是外国人，如何得到当地人的信任，让他们了解你是来干什么的呢？

沈文伟：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也不懂社工是怎么回事，我记得当时我和映秀小学的谭校长说，我看到有截肢的小朋友，我能够做什么，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说你不用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的话不要在我们学校里面搞。我看了当时的情况，就开始通过我们社工的一个看家本领——家访，去了解情况，之后就发现孩子们的确截肢之后有很多的需求，我就去香港找截肢康复、假肢装配那一方面的资源，很庆幸，我们在香港理工大学有很多的专家，我和香港的慈善机构复康会也对接上，带他们的工作人员到学生家里去。等我们把事情做好了、有结果了，看到孩子的身体有了很好的恢复，校长也就慢慢明白了我们社工能做的事，校门也就慢慢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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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社工厉害，是当地人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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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基于2008年暑期项目的数据和经验，通过对12所灾区学校为期两个月的需求评估，历时六个月的选址、筹资和计划等工作，香港理工大学四川灾后重建学校社会工作项目正式成立。通过与四川本土大学合作，当时项目共建立了四所社工站，分别是水磨中学社工站、兴隆学校社工站、汉旺学校社工站和映秀小学社工站，一共有8名本土社工、2名治疗师和2名专业督导，并有来自9名香港的社工顾问的支持，由香港思健等基金会赞助。五年来，这个项目总共得到五百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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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戈辉：随着灾区人们的生活回归正常，你们的工作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

沈文伟：是的，会有变化，比如说生活日趋正常了，我们会在学生的家庭里面开始具体地解决一些经济问题，进行经济援助，但我们不希望受助者有“等、靠、要”的心态，我们是希望能钱生钱，我们不会把钱直接给他，有些情况我们会帮他们买鸡、买猪、买牛，这个是我们在社区发展常用的一个方法，可以持续性地帮助他们生活的改善。此外还有储蓄的方式，孩子的教育、成长都需要存钱，我们会你拿多少钱，我们也拿出同样的钱，一起慢慢把钱存起来，哪怕一两年以后，这个钱存了有别的用处，至少有钱，不会又陷入另一个危机里面。我们还有很多家庭经济条件审核的步骤和制度，正在整理成一个“灾区儿童学校的社会工作手册”，今年十月份出版，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再做经济援助的话都可以参考，很多工作就至少不会有重新再来了，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许戈辉：我看到你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像组织锅庄舞晚会，让小朋友们去拍照片，用镜头讲故事等等，这些活动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吗？

沈文伟：在2008年去灾区之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太过自信的人，名校毕业，出自名师，自我感觉专业很行，懂得怎么评估、怎么干预等等。但是到了灾区我才发现不是的，其实人是有很多力量、很多资源的，有超乎我们想象的抗逆力。以前我觉得自己很专业，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你要听我的。但我到四川后才发现，反过来，我要去了解当地人，看看他的资源是什么，舞蹈、年画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几年里面的发现。原来在一个社区里，在一个文化里，个人和家庭他们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要去识别、配合它，让它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作用。我觉得我们必须去配合当地的人，这也是社工很基本的一个理念，不是因为我们社工厉害，而是我们当地人厉害，社工是一个支持者，一个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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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应该做得那么多，还愁自己的生活”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主要的任务就是服务他人，帮助他人，在很多国家，这是一种受到很高赞誉的工作。但在中国，刚刚起步的社工群体却面临着一些尴尬，他们一方面不能得到足够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也无法获得同劳动付出相符的经济回报。

许戈辉：您的项目在当地服务的社工工资都是由您来发吗？他们的工资标准怎么定的呢？

沈文伟：社会工作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社工这个人本身，我们的工作都是以社工为主力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的经费差不多有一半，或者有一半以上是用来招人的，我们是有一个模式的，我们做事情有很多的模式，因为可能也是搞学术的，你没有一个模式，别人学不到，也没有人能够来监督你。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亏待我们的员工，他们很多都是背井离乡，住在比如说映秀这样的灾区，也没有什么娱乐生活，我觉得薪水，我还是要在一般上面再多加一点，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表示而已，告诉他们说，我们真的是很欣赏，他们对于这个工作的付出。但有趣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员工很多是不管他拿多少钱，他还是会继续在我们的项目里工作，我遇到的十多个员工当中，没几个跟我说过这些事情的，那你说，我还要怎么样呢？我就宁愿给他更多一点，你明白吗？因为他们是不计酬劳地这样的付出，这些年轻人，我觉得真的是没话说的，太难得了。

许戈辉：您如何看待社工在大陆的发展前景？我知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购买一些社工组织的服务，您看好这种模式吗？

沈文伟：这次地震让社工发挥了一些功能，也让人们对社工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觉得还有很多要整合经验、反思教训的地方，我希望接下来的规划，社工能够在救灾体系里面扮演一个角色，而且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角色是能够配合其他的救灾部门的，那才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不希望等灾害来了，我们才有贡献，而是在灾害还没有来之前的减灾、备灾，社会工作者还有很多可以扮演的角色。

政府购买服务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给我们社工的工作更多空间和支持，但这也不容易，主要是因为资源不足，如果我们能进入到整个体系里面就好了，比如在香港，有“一校一社工”这样的一个体系，你就知道里面有一个职位是给社工的，也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个安定的地方。在很多社工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香港、新加坡、英国、美国，社工就是一份蛮好的职业，他们可以安心地去做。但是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在中国的社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次于外面那一些社工在生活稳定的之后所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做得那么多，还愁自己的生活，愁养不活家庭，我希望在中国，我们的社工能够慢慢得到大家的认知，得到制度的认可，他们工作以后就不用愁这些东西，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时间投放在专业发展那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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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家沈文伟专访

5月12日（周日）20:30首播    5月13日（周一）13:25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