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松绑”正当时：步子应迈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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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松绑”正当时：步子应迈得更大

“我们一直在为残疾人就业服务，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资金。”在9月21日～23日深圳举办的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下称“慈展会”)现场，广州番禺一家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不停地边说边发着名片。

这也是深圳第二年举办慈展会，通过这个平台，国内社会组织、国外和港澳台公益项目机构以及企业基金会在这里展示和对接。展示项目涉及农村留守儿童、社区可持续发展、教育扶贫、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在这里，也可以寻得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发展现状。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如此形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的发展。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进步已悄然发生，但大量潜伏的社会力量仍需要更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来松绑和释放。

“现代慈善在中国起步较晚。”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侯伊莎说，虽然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慈善捐赠总量与人均捐赠数量仍相对较少，慈善法规政策与慈善事业发展要求仍不相适应，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及慈善事业专业人才，仍不能满足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

社会管理广东经验

作为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广东省最早面临社会转型期带来的诸多冲击。2011年10月22日，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河东社区发生了一起引起全国关注的联防队员施暴事件。这一事件背后，则是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种种隐忧。

而类似的社会问题在外来人口聚集的珠三角地区并不鲜见，如外来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家庭问题、与原有城市社区的融合问题，以及外来工群体的维权问题等。

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重点课题，并由此形成更多共识——传统维稳和管理思维面临挑战，政府需要不断强调民生，更加尊重公民权利。同时，政府不能再像昔日一样统管一切，需要厘清自身职责，实现自身解放和放权于社会。

杨团则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首要问题是进入门槛上的约束。登记管理体制简单说有两种：一种是审批制，一种是注册制。但是目前，除一些试点城市外，基金会、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是审批制。

杨团表示，审批制会导致慈善业的垄断，并阻塞整个慈善的动力。但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登记管理上，绝大多数国家用的都是注册制。

而随着珠三角面临的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也首先在广东发轫。

2011年11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2012年7月1日起，除法律规定外，对社会组织全面“松绑”，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

上述创新的核心是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 涉及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

同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有了类似做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公开表示，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事实上，在广东省出台为社会组织登记“松绑”的方案前，深圳、顺德、珠海、东莞等城市一直在不同的方面进行着社会管理创新的试点。

2008年9月，深圳市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种社会组织列入首批“直接登记”的试点。

2011年1月11日，壹基金在深圳成功转型为公募基金会，免去了壹基金作为慈善组织难找行政主管单位挂靠的尴尬，使之走上更加专业化、透明化的公益道路。从深圳抛出“绣球”到壹基金的正式“落户”，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

2012年，拥有特区立法权的深圳率先出台首个社会建设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创新促进条例》，涵盖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

尽管广东在社会管理创新上已经走在前列，但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一位深圳社工机构的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比如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拨款总不能及时到位，因为购买价格低，深圳吸引力大大降低，出现社工离职流失的现象。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先做起来再说

“20世纪的慈善存在于21世纪的中国。”《中国发展简报》英文主编谢世宏说，根据他所在杂志的调研，中国慈善组织存在分散、覆盖面广、力量难以凝聚的特点。

上述观点得到了友成基金会常务理事长汤敏的认同。他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的社会公益组织仍处于初级阶段，数量不够多，质量也参差不齐，发展空间巨大。

20年前，汤敏是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他和茅于轼一起创办了富平小额贷款和家政学校，友成基金会则致力于用教育消除贫穷。

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欧美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和美国相比，2008年，美国有190万个非营利组织，雇佣员工达1200多万人，雇员工资总额占全美工资总额8.1%，而中国2012年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是49.2万个，2008年在职人员不完全统计是20多万人。

注册难成为很多非政府组织的困境。在谢世宏调查的251个非政府组织当中，45%注册成民办非企业，17%在民政部门注册，约25%注册为商业企业，还有11%以其他各种各样形式的发展，如挂靠在另外的一些单位或机构。

对于大部分民间社会组织来说，“身份”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大量民间慈善组织却已“先行”一步。“社会有需要就要想办法用社会创业家的姿态和办法去动员一切力量，从小改变做起。”国际美慈组织原中国主任陈一梅说。

广州市正信慈爱协会就是这样一家组织，2011年广东省未出台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方案前，协会一直无法登记，后来虽然完成注册，但因筹款限制，一直靠会员自己掏钱做慈善。

80多岁高龄，广州市正信慈爱协会的首席名誉顾问周智证对本报记者表示，协会会员来自不同领域，已经坚持5年到广东最贫穷的清远山区关爱鳏寡孤独、单亲妈妈、残障、留守儿童等弱势人群，因很多会员是医生，每月定期开展“扶贫日”的义诊公益慈善服务，完全靠会员的善心大爱来坚持。

随着各地社会管理创新试点的开展，社会公益组织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在杨团看来，非营利组织联合的意识加强了，而且这种联合和联盟已经表现在各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4·20”芦山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联合组织。而全国性的基金会财务收支及资助项目和捐款信息平台——基金会中心网也在最近3年出现，这种联合的趋势将汇聚成更大的力量。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