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收入 从平均主义到能者多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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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收入 从平均主义到能者多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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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 作者：深圳市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督导助理 李小君

读《让一部分社工先富起来》有感

近年来，随着社工日益受到关注, 社工收入的话题也不断被提起。笔者读了姬中宪在《中国社会工作》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让一部分社工先富起来》，对这个话题有以下几点感想。

平均之惑。可以说，现在大多社工工资实行的还是平均主义。这也是行业发展之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方式的不断多样化，社工工资和待遇的逐步改善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这个目标如何实现呢？正如姬中宪所说，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政府以一刀切的方式提高社工工资标准。政府给社工定的只是一个较低的“起步价”，保障基本生活可以，想要致富则绝不可能。要想增加自己的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水平，只能另谋出路。笔者认为，除了另谋出路，社工还有多种方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社工可以重新给自己定位，思考如何提高工作之外的收入。比如，根据个人能力参加社工协会的讲师团，这样可以在发挥自己专长的同时增加收入；机构还应当鼓励优秀社工向督导助理、初级督导、机构管理人员发展，这不但可以让社工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工作能力，也可以为其创造一些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机构之渴。广东在近年来不断强调“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重要性的推动下，社工和社工机构数量有了较快增长，但社工的收入却没有跟上脚步。由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难解社工机构之“渴”，为了生存发展，部分社工机构渐渐具备了“造血功能”，也就是姬中宪在文中所说的“项目化”。机构寻找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项目，由企业等民间机构购买，社工跟着项目走，根据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获得相应的报酬，社工工资会随之拉开一定的差距。这样，机构也有能力让一部分社工先“富”起来，达到共赢。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笔者认为，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指导社工机构和社工自身的发展。社工机构可以通过争取更多的资源，发展自己的营运项目，拓宽筹资渠道，使机构这个集体“先富”起来，然后才有更多的资金用来提高社工收入，带动社工个体的“后富”。通俗地讲，这样既解了机构之渴，又满足了社工的收入需求。

未来之路。社会工作比较发达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在社会工作方面都有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定。我国对社工机构的发展也提出了要求，比如民政部门鼓励社工机构强化基础建设和内部管理，促进自身建设规范化发展。笔者认为，社工机构未来的发展之路是力争将服务标准化，并做出亮点、做出特色，打造品牌服务，扩大影响，得到社会认同。而随着社工机构的发展，预计未来数十年就需要大量中层以上机构管理和项目管理人才。中高层管理型人才将是社工行业最紧缺的人才，培训型人才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将是行业中的佼佼者，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会越来越突出，其收入也必然会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障。因此，在社工行业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中，一批能力突出的项目开发、管理和技术性人才将有用武之地，每个社工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专长找准定位，并在这个位置上发光、发热，实现社会价值和自己人生价值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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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部分社工先富起来

社工的工资该由谁来决定？

很多人首先想到政府，认为总有一天政府会“良心发现”，为社工开个好价钱。事实上，政府也是这样“毛遂自荐”的，在很多地方，政府出台社工工资标准，被视作支持当地社工发展的重大举措。但是，我却不太乐观，理由很简单：无数事实已证明，由一群人为另一群人制订的工资标准，永远不会太高。

可悲的是，很多社工仍将提高工资的希望寄托在“另一群人”身上，比如政府，比如行业协会。每次提及社工工资问题，总是第一时间想到政府，希望他们发一纸红头文件，把提高社工收入的标准，白纸黑字写进文件，把社工脱贫致富纳入制度。体制内的社工这样想也就罢了，体制外的社工也跟着起哄，看着让人着急。

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一个让社工“一夜致富”的红头文件吗？恕我直言，社工们，丢掉幻想吧，这文件永远不会出现。

看看财政部、国税总局颁布的文件吧，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提高社工收入，而是如何设置上限，为社工收入封顶。

上海司法社工发展十年，年年都喊钱少，年年都在呼吁加工资。主管政府不是不体恤下情，文件发了一个又一个，明码标价，什么六万七万，最近据说又提到八万，数字看着喜人，可落实到人头，落实到基层社工每人每月的实际收入，还是少的可怜，让我们不禁感叹：钱都到哪儿去了？

政府当然有权出台社工工资指导价，但别指望价码会很高。给公共服务定价，只能定个公共价，起步价，保底可以，发财绝不可能。你想坐地起价，想私人定制，只能另谋出路。

其实，政府与其亲手制订社工的工资标准，不如提高项目经费中的人力成本，尊重专业人士，承认专业人士的合理回报，至少在政府自己购买服务的项目中，大幅抬高人员工资的比重。政府的眼里，要容得下社工拿钱，而不是继续谈钱色变。

政府核价还有个老毛病：喜欢数人头。这是政府惯性思维，定岗定编，数人头数惯了，别的不会。按人头核算成本的好处是方便，公式简单，单价乘以总数就是总价，小学生都会。难的是按项目核算，给专业估值。这种情况下，政府永远选择对自己方便的办法，于是，按人头预算蔚然成风。社工机构的麻烦在于，要想增加经费，就要增加人手，增加出来的经费被增加出来的人手一分，每个社工拿到的钱还是没有增加，甚至不增反降。这还催生了弄虚作假，为了拿到更多的钱，有些机构铤而走险，虚报人数，虚构人员。这种逼良为娼的事不是孤例，参加过年底突击报销运动的人，应该都有同感。

而且，我们的社工多是政府“雇佣军”，恶毒点想：政府会让它雇佣的社工工资太高吗？老板会让手下打工仔赚的钱比自己多吗？我看不会。骨子里面，“上级”、“下属”的观念不变，工资标准也难松口。前些年，某地不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说社工工资不能超过当地公务员吗？财政部、国税总局不也口口声声要求非营利组织员工工资“不准超过当地平均工资两倍”吗？

从宏观方面看，社工虽已纳入“六大人才”，但国家对社工的期待，首先是规模上的“宏大”。很明显这是要“跑量”的节奏，量上去了，单价一定会下来，否则量和单价都上去，一乘，总价就太可怕，没人付得起。

因此，寄希望于政府以一刀切的方式提高社工工资标准，注定是空想。事实也如此，那些体制庇护下的、看政府脸色行事的社工机构，多数是“饿不死吃不饱”的状态。各种座谈会调研会上，主持人请与会代表提意见，场面很有意思：越是体制内的、经费有保障的机构，越哭穷，反倒那些民间野生的、看似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会张口闭口要钱。

都说“社工收入低”，社工收入确实不高，但不是都低，是平均数低，其中，体制内社工拖了后腿。今天的体制内社工机构，就是当年的国企，看天吃饭，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不可能拿高工资。这方面，我反倒看好民间社工机构和草根公益组织，他们的窘境是一时的，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些脱颖而出。如果将来社工界真的诞生了较高收入人群，当从他们身上开始。

靠政府提高社工工资不可行，那行业协会就行吗？这些年，很多地方的社工协会也颁布过社工薪酬指导意见，我同样不看好，先不说多数社工协会本身就是二政府，即使民间化成分较高的社工协会，在制订社工工资标准方面也显得身份尴尬，有更多羞于启齿的地方：标准定低了，说你自我阉割，定高了，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政府定标准，好歹手握资源，是出资人、购买方，谁出钱谁定标准，也还说得过去，社工协会算什么？一没钱二没权，凭什么定标准？只开菜单不请客，谁买你的账？

剩下的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市场化。

提到市场化，不说政府反对，社工界内部就先有一些人不赞同。不得不说，直到今天，仍有很多社工视市场为洪水猛兽，其中原因，除掉学理和伦理上的那些说辞外，还有一个动机：对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总是本能地排斥。当然，客观原因也有：社工毕竟还不能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坐诊，靠做个案来收费，也没法像律师一样有出场价和提成，社工的“客户”，多数也没有支付能力。因此，市场化对于社工，不但不好听，似乎也不太可行。

但我认为，社工工资即使不能完全市场化，至少也要项目化。工资项目化意味着，项目多，项目经费充足，就要允许社工多拿钱；项目化还意味着，同一个项目，可以多处筹钱，一个项目足够好，理由足够充分，就可以拿完政府的钱，再拿企业、社会的钱，政府的钱负责托底，解决社工基本工资，政府以外的钱，负责发资金；项目化是不是还可以理解为，社工跟着项目走，而不仅仅跟着机构走，社工是机构的人，更是项目的人，因此允许参与其他机构的其他项目，类似医生的“多点执业”，打双份工，拿两份钱，是不是可以？

“重赏之下有勇夫”，工资项目化后，社工工资会拉开差距，一定会有一部分社工先“富”起来。哪些人先富？前提当然是社工专业技能高超，伦理纯正，更重要的则是野外生存能力强，会觅食，擅营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拓宽筹资渠道，开源节流，会要钱，也会管钱、会花钱。这样的社工，有理由先富起来。总之，敢于走出体制的樊篱，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化缘。至于那些甘愿被体制圈养的社工们，就让他们继续在低保线上挣扎吧。

钱多了，自然要争取话语权。有实力的社工机构，必然要争夺薪酬标准的主动权，最终会制订出一套经得起质疑、也对得起自己的工资标准——因为无数事实也已证明：由一群人自己为自己制订的工资，永远不会太低。

原文来源： 社工中国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cwNDY3Mw==&mid=202634385&idx=1&sn=283e74106191a614ced63a6fbc297a4b#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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